偷狗者被打死,无围观者可言

来源:网络整理 发布时间:2017-12-09 15:12:04

  近日,广西恭城县莲花镇两名男子因偷狗被村民暴打,致1人当场死亡1人重伤。当地相关部门回应称,14日下午,其中3名涉案人员已到警局投案。

  媒体报道显示,这不是当地第一次出现村民暴打偷狗者事件。就在去年的该县另一乡镇,村民除了将两名偷狗男子暴打,将其所乘轿车砸坏,还让两名男子抱着3条死狗“示众”。偷狗者被打,这些年几乎成为网络上的热点事件,而这还不包括那些未被曝光的。从暴打,到造成致死案件,甚至据说这次伤者身上还被撒盐,暴力的升级显然脱离了一般意义上的即时性情绪化发泄,而变成一场事实上有策划性质的私刑。这充分说明,暴力一旦得不到有效约束,将导向怎样的恶果。

  我不清楚,偷狗现象在当地到底严重到了何种地步,会引发村民如此激烈的回应。但如果类似的偷窃现象长期存在,恐怕与常规性的执法力量缺乏脱不了干系,而私刑也就极有可能于这样的“法治空地”野蛮生长,并伴随着法治约束的不力呈现出失控之势,离法律要求的程序正义和罪刑相当原则越来越远。

  贝卡利亚早就说过,对法律的畏惧是健康的,然而人对人的畏惧则是有害的,是会滋生犯罪的。也就是说,村民对偷狗者实施的私刑虽然极其残酷,但对于减少偷盗现象其实不仅于事无补(偷狗现象在当地依然不绝可以佐证),还可能助长社会次生问题。每一次得不到有效惩戒的私刑,都将成为私刑文化的展示,而非法治的教训。

  提到这样的私刑事件,人们很容易想起事发地多处于农村地区,是村民法治意识落后的体现。但不可忽视的,是社会的法治意识绝非封闭和孤立的。发生在乡野,由村民实施的私刑,与不乏精英分子的网友所喊出的“他们偷狗,就得打死……”,和如“人贩一律死刑”等情绪化宣泄,其实是互为表征。只不过由于具体情形和生活场景不同,最典型的如农村地区的社会生态的特殊性,被打死的偷狗者和失控的村民,相对更容易成为社会普法和法治执行不力的恶果。

  一般而言,相较于城市,农村地区的法治资源投入更为薄弱,且由于乡村精英的流失,原有的社会性防御机制也受到冲击。于是,就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,正因为乡村无论是“自卫”力量还是法治干预都显不足,所以偷狗者会表现得更为肆无忌惮,而处于相对“弱者”地位的村民也更容易表现出过度的防卫和报复心态— 私刑等恶性事件就难免多发。这一点其实也是对法治社会建设的一种提醒,即不能忽视法治短板的补缺。

  需要说明的是,类似事件的施暴者具有鲜明的群体色彩,这也给私刑的界定带来一定的难度,比如私刑与正当防卫的区别,“法不责众”与责任承担的冲突。所以,从司法的惩戒来看,对于这类“集体行动”,在具体的司法裁定中,更要展示出对程序正义的重视态度,才能更有利于抑制掩藏在群体行为中的侥幸和宣泄心理。

  私刑对法治的背离,与社会共同利益的冲突,已无需赘言。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却还未必足够深刻。这样的事件因展现出了一种极端化私刑的严重后果,让多数人并不难作出价值判断,然而在如此“显性”的伤害之外,不少人平时在网络空间和日常生活中所流露出的“私刑”倾向,却似乎更具有迷惑性。但无论伤害的程度如何,他们都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法治素养。就此而言,在这样的私刑事件面前,其实并无围观者可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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